吴占据的广袤地区人口稀少、经济发展缓慢。但从晋元帝开始一直到南宋时期，三次衣冠南渡给当地带来了根本上的改变。

所以新政再好，对于他们而言却无异于挖断了根脉，和抄家灭族的效果基本相等。即便知道对抗起来很危险，成功率还不高，也得硬着头皮上，没得选。

贫瘠的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对土地的眷恋，只能往外看，内卷的结果就是大家都饿死。哪里能活下去哪里就是家，任何风险也比不上大海的残酷，连大自然都不怕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。

但晚不代表不来，当新政顺着闽江北上到古田时他就有点顶不住了，若不是同为宁波老乡的福建左布政使丁继嗣百般回护，怕是等不到今天早就被罢官了。

他们就像是大树，茁壮的程度不取决于树冠的繁华，而是要往地表下面看。谁的根脉扎的深、网络大，谁就能世世代代繁衍生息。

如果树下面的土壤养分、水源不足了，就把根脉继续向周围生长，去和其它树木争抢，不死不休，内卷是唯一的生存之道。

农耕文明之所以称之为文明，是经历了几千年不断总结提炼的精华。放弃熟悉的一切还有几辈子人的努力，去做根本没见过更把控不了的事情，就像让大树挪地方。

但江浙地区是标准的农耕文明，在土地面前任何资产都是浮云，谁拥有了更多土地和佃户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足。

“冷尘兄所言极是，不为昏君效力非我等之损失。然新政猛如虎，眼下山东和直隶也开始推行，若是大行其道，很快就会波及南直隶和浙江，到时候我等会避无可避。”

这些人不光有钱、还有成系统的文化和科技，很快就让江浙地区成为了富庶所在，同时也带来了另一样东西，家族传承！随着北方战乱不断，江浙地区不光继承和发展了中原汉文化，甚至取而代之。

张邦仁的情况和杨德周相似，他在福建古田任知县。当地不靠海，新政推广的相对较晚，刚开始没有受到太大影响，还能凑合做下去。

而汉文化里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学而优则仕。进一步分析，为什么要玩命学习去当官呢？两个字，抓权。那权又有什么用呢？除了能让人施展抱负之外，权最大的作用就是捞钱。

听着杨德周和张邦仁的抱怨，陆懋龙倒是比较冷静。他早在景阳五年就因为卷入谋反案被贬为庶民了，虽然怨恨并没随着时间减小，但火气已经消退了，更习惯冷静下来面对现实。

“齐庄、上方、叔田，丢了官职没什么可惜的，据我所知，近三两个月江浙各州府辞官致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