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在讲解“水的形态变化”时，教材不再引用《论语》中“逝者如斯夫”的哲学比喻，而是设计简单实验：加热冰块观察融化，煮沸水观察蒸汽，引导学生自主归纳“温度影响物质状态”的规律。

然后是中等教育让基础理论的系统化，中学教材的难度显着提升，开始引入基础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框架。数学教材不再局限于算术与几何应用题，而是加入欧几里得几何的公理体系与代数方程的推导逻辑。

物理教材首次定义“力”“运动”等概念，并尝试用科学定律解释日常现象；化学教材则抛开炼丹、炼金的传统叙事，系统介绍元素分类与化学反应的基本规律。

为解决“本土经验”与“武洲理论”的冲突，教材编写组采取了折中策略。例如，在讲解“天体运行”时，既保留大明传统的“浑天说”作为历史参照，也引入哥白尼的“日心说”作为新理论，并明确标注两者的观测证据差异。

这种“对比式”编写法，意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，而非灌输单一结论。

最后是高等教育注重研究范式的革新，大学教材的编写更具挑战性。朱昭熙要求教材必须体现“基础科学”与“应用技术”的分野。

基础科学类教材（如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雏形）侧重理论推导与实验设计，强调“发现规律”；应用技术类教材（如《蒸汽机原理与维护》）则注重工程实践与技术改良，强调“利用规律”。

她特别指示，高等教材需纳入武洲文献中的逻辑推演方法。例如，在物理学教材中加入关于“惯性原理”的理想实验描述，在化学教材中引入波义耳关于“元素”的定义。这些内容虽与虞国传统认知存在冲突，但朱昭熙依旧坚持保留这些内容。

教材改革仅是第一步，更深层的挑战在于文化土壤的改造。虞国社会对“实用”的推崇、对“理论”的轻视，并非一朝一夕能改变。朱昭熙采取了各种措施：

她下令修改科学院的成果评审标准，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权重提升至40%（原为10%）。即便某些研究短期内无实用价值，只要在理论构建上有突破，也可获得高额奖励。

朱昭熙亲自撰写科普文章，在《坤泽日报》开设“科学杂谈”专栏。她用通俗语言解释“为什么苹果会落地”“为什么海水是咸的”，将基础科学概念转化为日常生活的疑问。

同时，虞国各地设立“科学展览馆”，通过实物演示（如静电起电机、简单的化学反应）吸引民众关注，试图将“探究原理”变为社会风尚。

朱昭熙的目标远超技术层面